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的变迁与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和反思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最快速的变迁在经济领域，其次在政治领域，最后在文化领域。文化的现代化并不能推倒重来，也不能从头做起，而是要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新的文化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生发而来，这是历史的延续性，急于求变只会欲速不达，甚至未得其利反蒙其弊。因此，我们需要在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上都有充分的自觉，知己而知彼，认识限制但不止于限制，在更大的文明视野中找寻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化现代”（化解现代性之弊端）的方向。
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问题上，费孝通进一步提出：中国自农业文明的匮乏经济所“位育”出的文化是一套知足、安分、克己的伦理文化，其精神核心为“礼”和“义”；而西方自工业文明的丰裕经济所“位育”出的文化则是无厌、扩张、进取的技术文化，其精神核心为“法”和“利”。中国文化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中与他人和谐共存，中国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因而重视礼俗；西方文化则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满足自身无穷的欲望，西方人善于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因而重视科技。前者为静，后者为动，一旦相遇绝难无事，东西接触之初东方便因西方的武器和生产技术而患难，遂诞生了“西学为用”的主张。然而，中国一旦开始利用西方的生产技术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那么西方社会曾遭遇的社会解组、社会失范、社会原子化等问题便也同样出现于中国。这些问题在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就已探讨甚多，尤其是农民被从家庭、村庄的传统共同体中甩入工厂、城市的资本主义社会后，这一新的工人群体难以从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到满足和安定的感觉，即人们并不觉得自己与群体、与社会相合，除了拿到薪酬之外，他们不觉得自己与社会有何关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是超越个人的，它追求利润、效率、生产的扩大化，个人在这一系统中无法找到自身的意义，也就无法安放自己的内心，从而使社会整合面临解组的危机。
面对此种困境，费孝通认为，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现代技术来发展经济，使民致富，但更应思考中国文化对现代化道路的启发性。社会原子化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文化只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人与人的关系所造成的，而中国在乡土传统中所孕育的注重人与人和谐共存的文化，恰恰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启迪。费孝通将这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总结为一套“文化自觉”的理论，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谓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是否要继承和发扬。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融会贯通。在对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有条件在相互接触中以及自主地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共识性的基本秩序，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得其所、携手共进的共同守则。
文化自觉的提出最早来自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成果。由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格局所形成的“和而不同”“多元交融”“多元统一”文化，启发费孝通提出兼容并包、互利共生、共存共荣的文化自觉思想。在费孝通的思想脉络里，文化自觉理论是他从关注利用现代技术富国强民的经济政治建设，转向关注利用文化心态安民遂生的文化建设的标志。费孝通在早年并不认同文化视角下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强调乡村工业对于乡土重建、改善农民生计的重要性，但到了晚年，费孝通越来越注重文化的根本意义，直至提出文化自觉理论。这一思想上的转向，代表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之现代化的体悟，从物质文明延伸到了精神文明、从社会生态扩展到了社会心态。
从这一角度上来说，“记住乡愁”其实就是乡土中国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文化自觉的体现。乡愁除了包含恋土、乡愁、思乡的复杂情感外，作为一种隐喻城乡关系、乡民认同的观念话语，也包含着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如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有学者认为，“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话语的传承和现代化转换，为乡村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构提供了道德与文化的“根”， 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愁”成为人们重归故乡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单纯思念家乡的返村乡民，还是为了支援家乡建设的返村乡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落叶归根”的精神动机而返乡，也就是出于对家乡的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机会和政策倡导的认同。因此，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应当是一个以文化认同撑起乡愁、留住乡愁的乡村，而不是一个只有城市文化而丧失乡愁底蕴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实心化”的乡村，而非一个“文化空心化”的乡村。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的深层认同，也同样可以作用于城市，乡愁记忆是所有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乡愁记忆生成了落叶归根的观念，让人们与家乡建立了精神纽带，这是传统中国城乡人才流动循环的原因所在，也是化解现代中国城乡融合难题的策略之一。费孝通曾在《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一文中提到，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是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中国人一直有着强烈的“根”文化，这个根就是供给他生长和教育的社会：小之一家一村，大之一乡一国。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确如费老所言，乡土社会的人才从不忘本，而是始终设法回到生养他的土地和族人中去，将保卫和培养“乡土之根”视为责任和荣耀。然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土生土长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社会自身所用，人们既不愿也不能回到乡土中，这成为了中国乡村随现代化进程而衰弱的根源之一。因此，记住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巩固人们与家乡的精神纽带，使人们能够将个人人生价值的衡量放置到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将生命融入到家乡振兴和国家复兴中，重新打通城乡互促共进的回路，甚而以此为基础，增进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
总之，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和城乡建设活动家，在深刻反思乡土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强调中国人应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知和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是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扬长避短，既不能自满也不能自轻。但厌弃乡土传统的文化失调危机从近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故挖掘和发扬乡土中国的文化价值，让人们在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记住乡愁，正是中国人增强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觉的必要过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文化治理的传承与转化研究”（23CSH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讲师）